郑永年:行政阻力已成大湾区融合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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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行政阻力已成为大湾区整合的瓶颈

4月26日,广东省在广州召开了广东,香港,澳门和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省委书记李曦,省领导班子领导,推动广东,香港,澳门,大湾区建设,主持会议,强调要善于计算长期期限账户和大账户,不忘最初的意图,并尽一切努力建立一个高层次的公开大门,并打造粤港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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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香港,澳门大湾区的制度创新基础是坚持开放。

以2月18日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为例,将大湾区的这一蓝图精简为“建筑地图”。 “建设”,政府应该如何澄清权力和责任的界限?如何建立和引导大湾区的发展,形成长效机制? “时代周刊”记者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

(问:时代周刊A: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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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的开放版4.0

问:《纲要》大湾区建设过程中的节点是什么时候?

答:从提交到介绍,《纲要》已发布近一年。从规划时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对《纲要》的重视。事实上,整个25,000字《纲要》涉及大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其中规定了大湾区建设的具体方向。

但是,《纲要》主要起到指导大局的作用。实际实现还需要根据《纲要》支持相应的细节。这些细节的改善不能完全取决于当地政府,也不能完全依赖中央政府。相反,它应由中央政府协调,并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当地环境。《纲要》的引入并不是广东,香港和澳门大湾区发展的重点,而是长征的第一步。

问:外界将广东,香港,澳门湾地区作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试验场。如何理解“测试领域”的含义?

答:对于广东,香港,澳门和大湾区来说,制度创新的基础是坚持开放。在过去的几年里,西方一直从事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客观上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对外开放应该越来越开放,这是国际社会所期待的。

纵观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把粤港澳湾区视为中国开放的4.0版本: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1.0版。当时,我们缺乏资金,并邀请港澳资本进入。二,1990年代,为了加入WTO,我们改变了法律和监管政策体系,以符合世界规范; 3.0版本从本世纪初开始,资本必须走出去;现在贸易保护主义开始上升,中国产品和资本在外出时遇到了困难,中国需要更大的4.0版本的开放政策。

此外,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地方政府急于刺激经济发展。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刺激经济发展取决于更大的平台。通过促进资源整合和区域一体化,大型区域平台可以成为更大的市场,释放更多的生产力,在更大的空间中发挥作用,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东京湾区就是一个例子,包括目前的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

从国际视角来看,中国需要吸引优质资本和高科技产业,还需要新版本的开放政策。这些高质量资源最重要的是平台是否庞大以及配套设施是否高质量。新加坡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韩国已经这样做了,日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广东,香港和澳门湾区是中国必须培育的一个大平台,也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

问:大湾区的建设是中国开放的4.0版本。它的建筑重点是什么?

答:我认为这应该是“走出去”和“带来”之间的平衡。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经济进入新常态,但经济增长和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我们不追求之前的高增长,但我们仍需保持中速增长。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从量化经济转向优质经济。在此基础上,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求中国提高开放度。

有很多人说我们必须两次加入WTO。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第一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们通过调整自己来接受WTO规则。现在WTO本身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过去接受规则,但现在我们必须参与规则的制定。这也是新开放政策的内容之一。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期待我们这样做。但与此同时,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我们必须与美国合作,与欧盟合作,与日本合作,并与所有国家合作。

问:除了经济意义外,大湾区建设的历史使命是什么?

答:经济问题是广东,香港和澳门大湾区发展中最根本的问题。目前,广东,香港,澳门都面临着不同的经济瓶颈。虽然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另一方面,如何通过区域整合来实现中国下一个系统的现代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纲要》。

今天,当制度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时,我们就无法复制西方制度。旧系统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在制度创新方面,中国依赖于一个国家内不同制度的冲突和冲突。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诞生了一个新系统。

许多人认为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大湾区有三种不同的法律制度和关税区。各地区之间的社会制度也不尽相同,这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障碍。但是,从制度整合和创新的角度来看,大湾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区域平台,也是制度现代化的样本。

相比之下,京津冀经济带的发展规划策略是在一国一制下不同的部署,只能产生物理反应。大湾区是“一国两制”。有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调整不同的系统,可以产生新的化学反应。这根本不同。

行政阻力已成为瓶颈

问:广东,香港,澳门和大湾区的建设涉及“一国两制,三关,三种货币”。 11个城市整合的关键是什么?

答:如今,每个人都很容易对“融合”,基础设施互联,城市化等进行相对机械的理解。这些很重要,但真正的整合仍然是制度循环。

我经常强调大湾地区现在面临整合问题。广东,香港和澳门具有相同的同源性,对文化融合的抵抗力度很小。从地理角度来看,互联互通也做得很好,没有重大阻力。因此,对大湾区整合的最大阻力仍然是行政体制的阻力: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广东,香港,澳门都有自己的行政规则,导致很多行政阻力。

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论点,市场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但现实是,地区之间的行政区划导致市场没有发挥更好的作用。即使在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区域协调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城市的层面。这种行政阻力已成为区域一体化和发展的瓶颈。

因此,系统的对接是整合的前提。虽然欧盟由主权国家组成,但它与广东,香港和澳门有本质区别。欧盟在海关区的协调以及在不同系统下对接的经验值得广东,香港和澳门参考。相比之下,我们仍然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协调,应该做得更好。

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不是“分蛋糕”的问题,而是如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有一些问题似乎无法解决,它们仍然是由利益冲突引起的。如果你可以“更大”蛋糕,让每个人分享好处,问题就可以解决。

问:在大湾区建设中,中央政府负责整体协调,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答:首先,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每个人都必须定义规则。在规则的约束下,政府应该做点什么,做错事。例如,提供公共服务和维护法治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与此同时,政府不应超越这些规则。因此,湾区政府有两个清单:第一个清单不是该做什么,第二个清单是应该做什么。

目前,广东,香港和澳门的大湾区在市场开发方面不存在问题。早在40年前,香港和澳门工业向内地的转移就依赖于市场的力量。现在的问题是,市场在遭遇行政阻力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阻碍了市场的发展,成为进一步整合资源的瓶颈。

当《纲要》于今年2月发布时,大湾区的城市非常兴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这样做?”“我该怎么办?”但这种砰击可能对大湾区没有好处。发展。地方政府应该意识到,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在推动“负面清单”和行政审批权的下放。实质上,有必要澄清政府“不做”的事情。

二三线城市面临巨大挑战

问:《纲要》引言只是大湾区建设的第一步。接下来应该在系统和协调方面做些什么?

答:我认为首先要细化实施细节。这些细节不仅必须由政府协调机构完成,还必须由专业人员完成。

例如,如果您在大湾区注册公司,您是否可以参考现有的公司系统并引入三个地方都认可的商业登记系统?这将使大湾区的商业环境更加便利。如何引入这样的政策?各方如何从中受益?需要进一步完善。

但是,在完善过程中,应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许多细节没有安排,但不应由政府安排。例如,如果政府的行政命令被用来限制港口的发展,那么港口的竞争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不现实的。为了建设广东,香港和澳门湾区,我们需要做出调整。一点改革不想做,但试图享受发展带来的红利,没有这样的好事。

问:《纲要》明确将广州,深圳和香港定位为大湾区的四个中心城市。四个中心城市如何相互支持并发挥更大的作用?

答:四个城市的功能和发展方向都是基于比较优势。例如,澳门的服务业比较好。珠海近年来的发展基本上以服务业为中心。中央政府仍然根据现有资源进行实际分配。

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关键是要在市场中发挥良好作用。四个城市的比较优势不是通过行政命令建立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通过市场的无形手部署的。

自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政府一直希望在香港设立科技创新中心。政府的决心很大,但效果并不明显。在某种程度上,香港已经走出了几乎所有制造业公司。没有创新基础,市场相对较小。这些是由市场决定的事情,不能被政府的决心所逆转。

《纲要》将香港定位为大湾区的技术创新中心并不意味着重新转移制造业。相反,它依赖整个大湾区市场,以利用香港在教育和研究方面的现有比较优势。创新总部位于香港,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和整个大湾区的广阔市场将为香港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支持。

问: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广东发展的难题。面对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如何重新定位二三线城市?

答:对于这些城市来说,广东,香港和澳门湾区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人们去高处,每个人都希望在大城市获得更多的资源。在市场决策的基础上,政府必须发挥更好的作用,以避免市场限制。例如,在高度城市化的德国,通过合理分配资源,8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人口少于2万人的小城市。作为政府,要解决人口挤入大城市的困境,我们必须从公平的角度对其进行控制,并尝试为二,三线城市分配一些优质资源。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通过政府部分资源的配置,社会服务可以更加均衡发展。否则,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本文受访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

该文最初发表于《时代周报》2019年4月30日,采访记者王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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